道家陰符派談道家刻版符
符法藝術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紮根華夏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具有無比深厚的群眾基礎。符者，信也，符合也，含相信、相合之意。符號演變為“符瑞”、“符應”，作為吉祥徵兆的代稱，深受百姓崇信，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歷史最悠久，流傳最廣泛的民間民俗藝術。這種民俗藝術，最早是以“桃符”形式表現出來的。
華夏先民對桃樹有著一種特殊的信仰，尊紫紅色的桃木為聖木，相信紫紅色的桃木可以避邪。古代神話傳說謂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下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食百鬼。故農曆春節，民間習以桃木板畫二神（符）於其上，懸於門戶，以驅鬼辟邪。據《山海經》記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上有二神，統領眾鬼。黃帝據此立桃梗以當門戶，驅鬼辟邪。《莊子》對桃枝的辟邪作用寫道：“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桃梗、桃枝是桃符的最初形態，後來發展為桃板、桃杖、桃人。《玉燭寶典》引《典術》說：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厭伏邪氣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於戶。桃木板本身有辟邪的作用，可以在上面畫“神荼”、“鬱壘”二神的符號和畫像，還可寫上祈福禳災的文字，從而大大提高了桃符的藝術品格。
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周禮•夏官》說，諸侯盟會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為鎮物。據《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在一次取藏冰的除災儀式上，就用了桃木做的桃杖。秦漢時，在桃木板上畫符，象徵吉慶，驅鬼避邪的風俗，更為普遍，並受朝庭倡導。據正史記載，漢代朝廷為規範“桃人”“桃符”的製作，對顏色和尺寸都做出了具體規定。逢年過節，更新桃符，成為一種時尚。《風俗通》有“歲首立桃符於門，畫二鬼以闢萬鬼”的記載。漢王充《論衡•訂鬼》引《山海經》：“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桃符在漢代已成為宮廷內一種不可或缺的禮儀，每年臘日前一日逐疫畢，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葦戟桃杖”之禮(《後漢書吼儀志》)。由此可知漢代臘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門旁立桃梗(人)的風俗。民間的桃符也很講究，有統一的規格。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長六寸，寬三寸。至遲從漢代起，桃符已不是簡單的桃木板畫上符號，而且混以文字，從而豐富了桃符的內容，正如《淮南子•詮言》許慎注所說：“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徑寸許，長七八寸，中分之，書祈福禳災之辭。”至遲到唐末，出現了“桃符”一詞，韓鄂《四時纂要》明確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桃符最初書寫二神的名字或描繪圖像，後來演變為書寫吉祥語，進而發展成為對偶的詩句。
南北朝時，由於繪畫藝術的發展，在掛桃符的同時，增加了門神。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壘，俗謂之門神。”至五代以後，漸代之以用紙書寫的春聯及刻印門神像。宋張唐英的《蜀檮(táo)杌(wǜ)》記載，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因翰林學士幸寅遜在寢門的桃板上題字不如意，於是親自題寫了“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果然新年降宋，呂餘慶為成都知府，而長春是宋太祖誕生的嘉號，應了孟昶所題，成為亡蜀先兆。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一也記載了這個故事，還說“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題‘元享利貞’四字”。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於辟惡外，可在上面寫迎春納福的吉利祝詞。這樣一來，桃符的性質雖然發生了變化，但符瑞、靈驗之信卻有增無減。
宋代桃符習俗久盛不衰。據宋陳元靚《皇朝歲時雜記》卷五：“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王安石《元日》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宋代桃符的迎春納福性質更加明顯，北宋《歲時雜記》說：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為之，除了畫圖像外，“或寫春詞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在長方形桃板上書寫春詞和祝福語已是桃符的一種類型。南宋高宗時修《嘉泰會稽志》卷一三也說“桃牌書左神荼、右鬱壘，亦或書他語，門左右設之”。方回《乙未歲除》詩也說：“諸公富貴新桃版，我是春前舊土牛。”版，同板，即桃板，又叫桃牌、春牌。南宋時代的《夢粱錄》還有市場上還賣“迎春牌兒”和除夕“貼春牌”的記載。“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種新型的桃符。
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為紙製，且名為“春帖”。製作材料的改變，使春帖脫離了桃符舊制，成為獨立於桃符以外的一種飾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記載了桃符後，接著寫到：“春帖：大夫之傢俱用五色箋書聯句，以貼於門或廳堂柱間，雖工賈亦買而貼之，以見除舊佈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對”、“春聯”、“門聯”等名稱。其中“春聯”一詞，成為清代的流行用語，一直沿用到今天。春聯的內容，據《清嘉錄》所載，“多寫千金、百順、宜春、迪吉、一財、二喜及家聲、世澤等語為門聯。鹹集《葩經》吉語、唐宋人詩句為楹貼”。春聯起源於桃符，所以，清代《燕京時歲記》說：“春聯者，即桃符也。”
桃符民俗不僅在漢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少數民族中也得到普遍流傳，土家族、彝族、苗族都有掛桃符和貼春聯的習俗。相傳漢代王昭君出塞和親，帶有七十二道神符，流播於匈奴民間，後來形成了蒙古放的文字符號。據說唐代文成公主遠嫁藏域，也帶去了漢唐廣為流傳的神符。桃符還、流傳到海外，在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很多國家都可找到它的蹤跡。如日本陰陽道即善用禹符步罡踏斗。
道教對符法藝術的繼承和發展。原始符號在文字產生之前，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承擔著人人交流的任務，另一方面又是人神交流的工具。隨著文字、圖畫的產生，相互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組成更加完美的符圖。當文字從符號中分離出去，成為社會交流的工具之後，原始符號繼續承擔著人神交流的任務，由原始宗教和早期道團組織繼承下來，逐漸發展成為內容豐富，品類繁多的符籙，即道符。
東漢末年，張陵在蜀中創立並傳播天師正一道，融合黃老道符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巫書，“造作符書”，以符咒為其養生修煉、齋醮科儀、傳承道脈的重要法術，從而開創了符法藝術的新紀元。自張陵創教起，道教符籙派肇始，至隋唐800餘年，先後形成天師、上清、靈寶三大教派；入宋，道教符籙之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漢唐三大道派的基礎上，衍生出北帝、神霄、清微、東華、天心、太一、淨明等新的符籙宗派。宋元時期的道教符籙派著述豐富，學說成熟，興盛空前，道教符籙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明清之際，諸宗暫歸同一，大多融入正一派中。從東漢至清代，綿延1800餘年，道教符籙派代代相承，起到了延續道脈、普及道理、溝通道教與社會聯繫的重要作用。符籙是道教的重要法術，往往與咒禁並用，成為道教弘法濟世的重要手段，無論煉養修持，還是科儀齋醮，都離不開它，因而有“無符無籙不成道”之說。符籙的廣泛使用，並經過道學理論家的整理，形成了完整的道符體系，稱其為“三元八會”、“六十四種書”。在符籙體系中，以字符和符圖最常見，數量最多。道教字符包括天書、神書、地書、內書、外書、鬼書、中夏書、戎夷書等8類；道教符圖包括天象符圖、地象符圖、人像符圖等。道教經典分為十二部，第一本文，第二神符，兩者都與符籙有關。在道教浩翰文獻中，到處都可見到符籙的影子。由原始符號發展而來的道教符籙，藝術品質不斷昇華，門類不斷豐富
華夏先民對桃樹有著一種特殊的信仰，尊紫紅色的桃木為聖木，相信紫紅色的桃木可以避邪。古代神話傳說謂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下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食百鬼。故農曆春節，民間習以桃木板畫二神（符）於其上，懸於門戶，以驅鬼辟邪。據《山海經》記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上有二神，統領眾鬼。黃帝據此立桃梗以當門戶，驅鬼辟邪。《莊子》對桃枝的辟邪作用寫道：“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桃梗、桃枝是桃符的最初形態，後來發展為桃板、桃杖、桃人。《玉燭寶典》引《典術》說：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厭伏邪氣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於戶。桃木板本身有辟邪的作用，可以在上面畫“神荼”、“鬱壘”二神的符號和畫像，還可寫上祈福禳災的文字，從而大大提高了桃符的藝術品格。
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周禮•夏官》說，諸侯盟會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為鎮物。據《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在一次取藏冰的除災儀式上，就用了桃木做的桃杖。秦漢時，在桃木板上畫符，象徵吉慶，驅鬼避邪的風俗，更為普遍，並受朝庭倡導。據正史記載，漢代朝廷為規範“桃人”“桃符”的製作，對顏色和尺寸都做出了具體規定。逢年過節，更新桃符，成為一種時尚。《風俗通》有“歲首立桃符於門，畫二鬼以闢萬鬼”的記載。漢王充《論衡•訂鬼》引《山海經》：“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桃符在漢代已成為宮廷內一種不可或缺的禮儀，每年臘日前一日逐疫畢，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葦戟桃杖”之禮(《後漢書吼儀志》)。由此可知漢代臘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門旁立桃梗(人)的風俗。民間的桃符也很講究，有統一的規格。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長六寸，寬三寸。至遲從漢代起，桃符已不是簡單的桃木板畫上符號，而且混以文字，從而豐富了桃符的內容，正如《淮南子•詮言》許慎注所說：“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徑寸許，長七八寸，中分之，書祈福禳災之辭。”至遲到唐末，出現了“桃符”一詞，韓鄂《四時纂要》明確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桃符最初書寫二神的名字或描繪圖像，後來演變為書寫吉祥語，進而發展成為對偶的詩句。
南北朝時，由於繪畫藝術的發展，在掛桃符的同時，增加了門神。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壘，俗謂之門神。”至五代以後，漸代之以用紙書寫的春聯及刻印門神像。宋張唐英的《蜀檮(táo)杌(wǜ)》記載，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因翰林學士幸寅遜在寢門的桃板上題字不如意，於是親自題寫了“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果然新年降宋，呂餘慶為成都知府，而長春是宋太祖誕生的嘉號，應了孟昶所題，成為亡蜀先兆。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一也記載了這個故事，還說“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題‘元享利貞’四字”。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於辟惡外，可在上面寫迎春納福的吉利祝詞。這樣一來，桃符的性質雖然發生了變化，但符瑞、靈驗之信卻有增無減。
宋代桃符習俗久盛不衰。據宋陳元靚《皇朝歲時雜記》卷五：“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王安石《元日》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宋代桃符的迎春納福性質更加明顯，北宋《歲時雜記》說：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為之，除了畫圖像外，“或寫春詞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在長方形桃板上書寫春詞和祝福語已是桃符的一種類型。南宋高宗時修《嘉泰會稽志》卷一三也說“桃牌書左神荼、右鬱壘，亦或書他語，門左右設之”。方回《乙未歲除》詩也說：“諸公富貴新桃版，我是春前舊土牛。”版，同板，即桃板，又叫桃牌、春牌。南宋時代的《夢粱錄》還有市場上還賣“迎春牌兒”和除夕“貼春牌”的記載。“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種新型的桃符。
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為紙製，且名為“春帖”。製作材料的改變，使春帖脫離了桃符舊制，成為獨立於桃符以外的一種飾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記載了桃符後，接著寫到：“春帖：大夫之傢俱用五色箋書聯句，以貼於門或廳堂柱間，雖工賈亦買而貼之，以見除舊佈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對”、“春聯”、“門聯”等名稱。其中“春聯”一詞，成為清代的流行用語，一直沿用到今天。春聯的內容，據《清嘉錄》所載，“多寫千金、百順、宜春、迪吉、一財、二喜及家聲、世澤等語為門聯。鹹集《葩經》吉語、唐宋人詩句為楹貼”。春聯起源於桃符，所以，清代《燕京時歲記》說：“春聯者，即桃符也。”
桃符民俗不僅在漢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少數民族中也得到普遍流傳，土家族、彝族、苗族都有掛桃符和貼春聯的習俗。相傳漢代王昭君出塞和親，帶有七十二道神符，流播於匈奴民間，後來形成了蒙古放的文字符號。據說唐代文成公主遠嫁藏域，也帶去了漢唐廣為流傳的神符。桃符還、流傳到海外，在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很多國家都可找到它的蹤跡。如日本陰陽道即善用禹符步罡踏斗。
道教對符法藝術的繼承和發展。原始符號在文字產生之前，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承擔著人人交流的任務，另一方面又是人神交流的工具。隨著文字、圖畫的產生，相互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組成更加完美的符圖。當文字從符號中分離出去，成為社會交流的工具之後，原始符號繼續承擔著人神交流的任務，由原始宗教和早期道團組織繼承下來，逐漸發展成為內容豐富，品類繁多的符籙，即道符。
東漢末年，張陵在蜀中創立並傳播天師正一道，融合黃老道符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巫書，“造作符書”，以符咒為其養生修煉、齋醮科儀、傳承道脈的重要法術，從而開創了符法藝術的新紀元。自張陵創教起，道教符籙派肇始，至隋唐800餘年，先後形成天師、上清、靈寶三大教派；入宋，道教符籙之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漢唐三大道派的基礎上，衍生出北帝、神霄、清微、東華、天心、太一、淨明等新的符籙宗派。宋元時期的道教符籙派著述豐富，學說成熟，興盛空前，道教符籙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明清之際，諸宗暫歸同一，大多融入正一派中。從東漢至清代，綿延1800餘年，道教符籙派代代相承，起到了延續道脈、普及道理、溝通道教與社會聯繫的重要作用。符籙是道教的重要法術，往往與咒禁並用，成為道教弘法濟世的重要手段，無論煉養修持，還是科儀齋醮，都離不開它，因而有“無符無籙不成道”之說。符籙的廣泛使用，並經過道學理論家的整理，形成了完整的道符體系，稱其為“三元八會”、“六十四種書”。在符籙體系中，以字符和符圖最常見，數量最多。道教字符包括天書、神書、地書、內書、外書、鬼書、中夏書、戎夷書等8類；道教符圖包括天象符圖、地象符圖、人像符圖等。道教經典分為十二部，第一本文，第二神符，兩者都與符籙有關。在道教浩翰文獻中，到處都可見到符籙的影子。由原始符號發展而來的道教符籙，藝術品質不斷昇華，門類不斷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