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反文化侵略第一人
1723年，雍正帝下令禁止天主教：“近在福建，有若干歐西入侵擾我百姓，蔑視我法，福建官長來奏申報，朕當制止亂行。此為我國家之事，朕當負責執行者也。……爾等欲我中國人盡為教徒，此為爾等要求，朕亦知之；但試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百姓乎？教徒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艦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試圖先以鴉片敲開中國大門失敗後，恰逢中國國力衰退，於是猙獰面目便暴露，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慘痛的開始。
這個本身有清朝政府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也有日益腐敗的內在因素，還有國力不斷地衰退，都集中在一起爆發了。
通常在反思這段歷史時，一方面歸咎於清朝政府的體制結構不可能實現工業化文明，另一方面就歸咎於閉關鎖國導致的消息閉塞，被國外遠遠超越了而不自知。
假如清政府如果對於國外的侵略有足夠的準備的話，不至於慘敗如斯。
明朝末年，為了便於在中國傳教，以利瑪竇為首的一批耶穌會士順從中國禮儀，對於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認為這些是有紀念性、教育性的中國習俗，與宗教信仰無關。
而且在傳教過程中，大力宣揚說儒家的天與上帝是同一意義，所以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成為吸引中國士大夫奉教的重要原因。
然而，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內部就產生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儒家經典中的“天”、“天主 ”和“上帝 ”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義？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動？為了統一認識，1628年，在華耶穌會士在嘉定召開會議，決定沿用利瑪竇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 ”稱呼Deus，保留“天主”譯名。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擔任福建代牧的法國外方傳教會士閻當突然下令，禁止轄區內的中國教徒祀祖祭孔；禁止以“天”和“上帝”稱呼Deus，只可使用“天主”一詞；各教堂內懸掛的“敬天”匾額有偶像崇拜之嫌，必須全部摘除。隨後，他又派遣教士赴羅馬，上書教廷請求認可這一命令。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閔明我等耶穌會士聯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的看法，一方面請求康熙皇帝頒佈上諭，證明中國禮儀與宗教無關。康熙在他們的奏疏上硃筆批示：“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
羅馬教皇直接無視康熙帝的看法，於１７０４年１１月做出了關於要求禁止中國禮儀的決定，並派遣多羅主教為特使，出使中國，解決禮儀之爭，並且在中國四處宣揚要求教眾放棄原有禮儀。
引起康熙震怒，於是在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下令：凡在華傳教士均須領取清廷的信票，聲明永不返回歐洲，遵守利瑪竇的規矩，順從中國禮儀，方可留居中國。否則，“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後來徹底促使康熙下定決心的，是閩籍官員陳昂，據介紹：“泉州人，世居高浦。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
所以陳昂對天主教有強烈的警惕性，後來直接在奏章中說：“知道歐洲人生性野蠻，以宗教為旗號試圖控制日本；也知道他們確實奪取了馬尼拉，在廣州及其他各地興建了許多教堂，把無數人籠絡到了他們一邊。”
根據《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兵部議復廣東碣石總兵官陳昂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設堂，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叵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內外佈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敕早為禁絕，毋使滋漫。查康熙八年會議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隸各省立堂入教，著嚴行曉諭禁止。但年久法弛，應令八旗直隸各省，並奉天等處，再行嚴禁。”康熙批示：“從之。”
到了雍正年間，禮科給事中法敏上奏摺說：“禮科掌印給事中奴才法敏謹奏：為敬陳愚見事。……入天主教者宜當嚴禁。查忠君王，孝父母，兄弟親善，夫妻和睦，文人求學，農夫勤作，此乃盛世教化，天下向隨者也。茲西洋人設天主教，編書欺惑京城外省愚民，凡入其教者給以衣服盤纏，借放銀兩，故近年來，無知男婦為有所得而入其教者甚眾。或有富殷顯赫之人亦入教論講，蠱惑人心。凡入此教，即將父母兄弟妻小拋諸於外，唯尊奉天主。更有甚者，刻印天主教標誌發給入教者張貼門上，誠屬大逆不道。竊惟，非親非故，無緣無故拿銀給人，籠終人心，必有何意。若不嚴禁，必會蔓延。現皇曆編修處即需此人，仍準留用，除其承差做飯人外，其餘凡滿洲蒙古漢軍漢人，乃至包衣奴才皆當嚴禁出入。京城西洋人住地當派官兵把守，外省則交付地方文武之員亦予嚴禁。倘有違禁者，即予重懲。如此則人心可正，且入邪教者自會離去。……謹具密奏，伏乞睿鑑。奴才法敏親書。”
自然有了傳教士們也有相應的舉動，在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１７２４年７月１日），傳教士戴進賢等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西洋人戴進賢等謹奏為籲恩垂鑑事》的奏摺。在奏摺中，他們首先表明：“臣等自利瑪竇航海東來，歷今幾二百年，幸荷聖朝優容無外，故士至如歸，守法焚修，原非左道。”
事實果真如此？中俄尼布楚談判中，給中國代表團擔任翻譯的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和法國傳教士張誠暗中對“俄國人提供了有價值的幫助”，博得了俄使戈洛文以“他個人的名義和沙皇的名義向他們表示最深切的謝意”。
另一法國傳教士巴多明在後來的恰克圖邊界談判前，向俄國使臣薩瓦密告中國皇帝、全權大使的態度和傾向以及其他有關政治、軍事情況，“特使答應對他本人及整個耶穌會付給一定的代價，作為對此項服務的報酬”
同樣的，早期來華的傳教士，除了對中國有所瞭解後，各方竊取的情報，成為後來的傳教士和軍事侵略者極為有用的參考材料。